精準約束應成生態文明建設常態

　　在頻頻就環境治理約談地方黨政一把手之后，這半年間，環保部門的話語權正在顯著攀升。但要根治存留已久的種種環境問題，進而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初衷，僅靠一個部門的努力仍可能力猶不逮。

　　近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》，則有望提供一次根本的改變動力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語境之下，《方案》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定下了確切的任務書和路線圖，并就制度框架的頂層設計予以細化。而改革，恰恰是解決環境治理難題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一條路線。

　　時至今日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。黨的十八大作出了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、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的戰略決策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，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等，這些均在宏觀層面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的特殊意義。與此同時，人們對環境問題日益強烈的切身感知，則與宏觀部署互為映照。

　　然而，盡管大方向上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已然成為全民共識，但處理現實中的環境問題時，人們依然會遭遇各種困境和阻礙。不少問題屢屢重演，已成為治理路上的現象級難題。譬如人們熟知的史上最嚴《環保法》出臺后，其按日計罰對地方經濟帶來的沖擊，就曾遭遇過巨大的阻力;而較長時間里，環保部門在地方環境治理中處于的相對弱勢地位，以及治污過程中的協同性缺失，亦使生態文明的目標難以真正落地。

　　這些障礙，正是改革需要攻堅的對象。而如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提出的那樣，改革攻堅需要推進，尤需精確發力、精準落地。此番中央層面通過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方案》，除了從頂層設計的層面將一些原則性問題轉化為具體實施方略，需要傳出的另一大重要信號，就是提升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中的精準度。而精準度的核心，除了解決具體問題時的精準施策，更意味著針對環保責任的精準約束和精準問責。

　　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治理歸根到底是要解決資源約束的難題;而其本身同經濟增長、官員政績等之間存在的現實張力，也要求外部賦予足夠的約束和要求。早先諸多環境問題遲遲難以根治，很大原因恰在于生態文明建設尚缺制度化的推行標準，并欠缺精準而有力的約束和追責體系。對不少官員而言，趨利是一種本性。一旦制度無法體現精確有力的約束作用，經濟發展中的反生態文明沖動便很難遏制，污染治理也好、生態建設也罷，也容易流于空談。

　　這方面，今年以來相繼推出的《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》、《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(試行)》，已經為精準約束作出了充分鋪墊。此番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》的推出，則給出最為明確的信號。從已經透露的信息看，《方案》強調要構建出產權清晰、多元參與、激勵約束并重、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，構建以空間治理和空間結構優化為主要內容，全國統一、相互銜接、分級管理的空間規劃體系，推出充分反映資源消耗、環境損害、生態效益的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等，均為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責任捆綁提供了確切的制度依據。而在各地加緊環境治理的當下，充分落實這樣的約束制度，進而將精準約束作為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常態，環保的目的和意義才可能充分彰顯。